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面对摇摇欲坠的楼市,不淡定的房奴们压根没弄明白一个基本道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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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题:
面对摇摇欲坠的楼市,不淡定的房奴们压根没弄明白一个基本道理
决心戒烟
发表于
2011-03-25
进微信群讨论
面对摇摇欲坠的楼市,不淡定的房奴们压根没弄明白一个基本道理:国有化是软着陆,除了炒房客,谁也不吃亏。试想,如果房价大跌之后,银行不要你房子,非得让你足额还贷,你上哪哭去?
房价和建设成本无关,房价类似股价或者期货,预期收益不大,破发就是必然命运,也就是跌破发行价。开发商破产,炒房者折本,国家帮银行处理坏帐,如此而已。
对地产商来说,当利润没有预期高,或者房价跌破包括地价在内的成本价,按照抵押贷款合同资不抵债破产清算即可。现在空置率的问题已经是普遍性问题了,银行收楼转为国家资产,既有的空置房产将是保障房的主要来源。国家以现金换房产,保障银行存款信用,可以使其大部分不致破产。解除空头交易导致的恶债,或许将是清理泡沫资产的主要手段。首先声明区别对待两种房产,以此引导空置待售房产向公租房并轨,步骤显得越来越清晰了。国家给房产商和炒房团接盘,便宜买过来,跟公租房并轨,这极可能是实现软着陆的唯一办法。
开发商和贷款买房的业主都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了,到时房子不值钱,银行不亏死才怪。银行拿一堆不值钱的房子没有用,肯定是要剥离的,到时银行都快破产了,巴不得被国有化呢。
国有化的道理不仅仅是情势所迫的必须,而且也是历史逻辑的必然。从现代企业制度是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就可以推出,国企问题压根不是所有制问题,管理的问 题要从管理的方面来解决才行,管理不过关,私企死得更难看。
公租房和房产税全面铺开,关系就理顺了,房贷负担转化成消费 动力带动社会经济全面提升,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,土地财政也就不是那么必要了。
耕地撂荒,这叫资源闲置,工厂停产,这叫产能受限,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神话就此破灭。换句话说,众多小私有者基于自身利益的趋利避害,造成了小农式的经营模式阻碍了生产力的施展。所以说,改换经济运行模式的理论主张,并不是凭空设想出的无聊愿望,而是针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思路。
在就业问题上,私营企业主没必要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心态,要不是私营企业主多吃多占的现实规则引得一干硕鼠大搞改大卖小,压根就不会有这么尖锐的就业问题存在。
组织起来,便是取消资本控制力的方法,只是组织范围与组织程度的不同,决定了取消资本控制力的难度。工会与资本的谈判,便是其最低级的形式,以承认资本权力为前提,以造就和平奴隶为目的。民社派之鄙陋伪善,事理昭然。
资本家最怕群众组织起来,而没有一个纲领性的东西,即便是工人阶级也很容易被分化掉。
好行小惠的大领导常常干些邀买人心的事情,小惠未遍民弗从也,不遍自然有不遍的坏处,但小惠不遍也是分化群众,引导群众斗群众的好办法。
这就不免又想到了前期关于退休年龄改革和企事业单位退休金并轨,以及近期关于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争论。
私营企业主的工厂停工、机器闲置,本质上跟农民把耕地撂荒是一样的道理,无非都是干比不干合算、硬干无钱可赚,私企老板并不比农民高明多少,减薪缩编也并不是多么时髦的玩意儿。
天逢大旱,对农民来说,他们那些本就打算撂荒的耕地,压根犯不着花钱引水去浇,绝产拉倒,反正大家都一样。这既是相当原始的投入产出分析,又是相当典型的小农意识特点。
经济领域的危机跟农业领域的大旱差不多,其实都是人祸,但不妨就当天灾那么看好了,对时艰的定性不妨碍这里对小农意识指导下私营企业主行为的分析。
私营企业主们一旦无钱可赚,就会主动停产,用农业术语说这叫撂荒。时逢经济危机,更是干啥配赔、咋干咋赔,于是他们也就彻底撂挑子关门歇业了,破产拉倒,反正大家都一样。从运行原则到行为模式,私营企业与小农经济如出一辙。
耕地撂荒,这叫资源闲置,工厂停产,这叫产能受限,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神话就此破灭。换句话说,众多小私有者基于自身利益的趋利避害,造成了小农式的经营模式阻碍了生产力的施展。
资本主义气数至此,国际国内两方面都不给资改派出路,比较滑稽的是,中原大旱,仅有的水利设施是胶皮管和塑料盆,唯一的大型灌溉设备是云彩。看来启动农村内需拯救病态产业体系的计划又要大打折扣了。黄河没有断流,有水不用是因为浇地赔钱,浇地赔钱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分地后的不合作造成的。
农业领域,经由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,是显而易见的出路,经济领域,经由破产重组进而优胜劣汰,是人云亦云的说辞。然而,即便实现了规模经营,三农问题也只解决了农业一道,失地农民和凋敝农村不可能在地主的关照之下化祝福为幸福。即便进行了优胜劣汰,最终结果也只听任他适者生存,塌台老板和淘汰工人不可能在新贵的抚慰之下化泪水为薪水。土地私有化的那几千年,中国农村基本格局是这样:少数地主+佃户+长工+阿Q。
无工可做者,虽有用脚投票的自由,却也有欲做奴隶而不得的苦闷。
右派们是幻想着中国人为外国人打工造东西、外国人替中国人种地供粮食的,茅于轼的话可以深入体会。劳力外流的结果是耕地撂荒,耕地撂荒的对策是土地流转,土地流转的趋势是外资渗透,外资渗透的前景是农场经济,农场经济的表现是农业工人,农业工人的工作是给人种地。就这么转个圈,你们就可以在家门口给老外当打工仔了,当然了,你们手里的耕地,将会变成类似黑心老板们所收取的押金一类的东西,基本是有去无回的,这样一来你们要么离开土地彻底自由,要么委身地主沦为奴隶。够耸人听闻,但就是这么个逻辑。大家都是平等的,干嘛非给自己找个老板、把自己给卖了呢?
私有可以让一部分人当老板,但不可能让所有人当老板,当不成老板,要么仰人鼻息,要么忍饥挨饿。知道什么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吗?私有不私有,那是老板的事儿,工人挣到手的劳动报酬永远都是自己的,没人跟你抢。种地挣不着钱,是因为有人需要你们背井离乡跑出来打工。一般情况下,人们自以为理性的、合算的、精明的那些选择,不过是客观政策条件下情势所迫的不得已,被引导的结果而已。
数以亿计的中青年劳动力之外出务工,跟祖先们服徭役没什么本质的区别,只是高明的政策制造了自由意志的假象。
为什么偏偏要往东南沿海跑呢,因为远洋运输便利、盘剥政策宽松的国际卖点,即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。关于这一点,秦晖的说法可以参考一下。
农村政策,要历史地看,资改派的小恩小惠(免税啦、补贴啦,如斯而已)总是给得很是时候,恰到好处地不让老百姓去想如果当年不分地会怎样的问题。
如果能抓住时机、因势利导,把农村和农业重新送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,那就好了。土地流转,决之东则东流,决之西则西流,就看往哪个方向引导,至少是不强制单干了,要防止上述可怕逻辑的展开,就看老百姓怎么理解,怎么给他们的私有化步骤来个偷梁换柱。
现在网络这么发达,好玩的东西一联网就有了,除了收入,城市没那么大吸引力,文化传播的方式使得文化建设不是那么难了,农业起来之后,在当地办企业,深加工,自产自销也行,全国大市场内销也行,出口也行,农业起来,内需也就自然上去了,老外买不起咱东西是一个方面,利用这个时机不再为他们打工造东西才是重点。毛主席的农村建设思想确实有用。
减员增效是右派的说法,危机、失业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产物,一方面资本家不乐意给最低工资,一方面代理人给不起失业保险,私有制的结果是连工人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,遑论福利。
民社派之鄙陋就在于,幻想经济地位处于被专制地位的人们,有与对其实施专制者同等效力的自由意志,并且对这些人的经济处境不予评论。在私营企业主们将劳动者们推往社会的时候,民社派们的社保基金始终是捉襟见肘的。在私营企业主们以为劳动者们提供劳动机会为筹码,从而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保障拉上谈判桌的时候,民社派们的调和姿态始终是同情迁就的。然而有些东西是客观的,并不随市场供求关系而变动。比如劳动者的饭量,就是刚性的。当然了,如果民社派们的按人发钱能制度化一下、日常化起来、长期化下去,那将是包括左派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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房价和建设成本无关,房价类似股价或者期货,预期收益不大,破发就是必然命运,也就是跌破发行价。开发商破产,炒房者折本,国家帮银行处理坏帐,如此而已。
对地产商来说,当利润没有预期高,或者房价跌破包括地价在内的成本价,按照抵押贷款合同资不抵债破产清算即可。现在空置率的问题已经是普遍性问题了,银行收楼转为国家资产,既有的空置房产将是保障房的主要来源。国家以现金换房产,保障银行存款信用,可以使其大部分不致破产。解除空头交易导致的恶债,或许将是清理泡沫资产的主要手段。首先声明区别对待两种房产,以此引导空置待售房产向公租房并轨,步骤显得越来越清晰了。国家给房产商和炒房团接盘,便宜买过来,跟公租房并轨,这极可能是实现软着陆的唯一办法。
开发商和贷款买房的业主都把房子抵押给银行了,到时房子不值钱,银行不亏死才怪。银行拿一堆不值钱的房子没有用,肯定是要剥离的,到时银行都快破产了,巴不得被国有化呢。
国有化的道理不仅仅是情势所迫的必须,而且也是历史逻辑的必然。从现代企业制度是分离所有权和经营权就可以推出,国企问题压根不是所有制问题,管理的问 题要从管理的方面来解决才行,管理不过关,私企死得更难看。
公租房和房产税全面铺开,关系就理顺了,房贷负担转化成消费 动力带动社会经济全面提升,地方财政收入的来源问题也就顺理成章地解决了,土地财政也就不是那么必要了。
耕地撂荒,这叫资源闲置,工厂停产,这叫产能受限,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神话就此破灭。换句话说,众多小私有者基于自身利益的趋利避害,造成了小农式的经营模式阻碍了生产力的施展。所以说,改换经济运行模式的理论主张,并不是凭空设想出的无聊愿望,而是针对现实问题的解决思路。
在就业问题上,私营企业主没必要摆出一副救世主的心态,要不是私营企业主多吃多占的现实规则引得一干硕鼠大搞改大卖小,压根就不会有这么尖锐的就业问题存在。
组织起来,便是取消资本控制力的方法,只是组织范围与组织程度的不同,决定了取消资本控制力的难度。工会与资本的谈判,便是其最低级的形式,以承认资本权力为前提,以造就和平奴隶为目的。民社派之鄙陋伪善,事理昭然。
资本家最怕群众组织起来,而没有一个纲领性的东西,即便是工人阶级也很容易被分化掉。
好行小惠的大领导常常干些邀买人心的事情,小惠未遍民弗从也,不遍自然有不遍的坏处,但小惠不遍也是分化群众,引导群众斗群众的好办法。
这就不免又想到了前期关于退休年龄改革和企事业单位退休金并轨,以及近期关于事业单位绩效工资改革的争论。
私营企业主的工厂停工、机器闲置,本质上跟农民把耕地撂荒是一样的道理,无非都是干比不干合算、硬干无钱可赚,私企老板并不比农民高明多少,减薪缩编也并不是多么时髦的玩意儿。
天逢大旱,对农民来说,他们那些本就打算撂荒的耕地,压根犯不着花钱引水去浇,绝产拉倒,反正大家都一样。这既是相当原始的投入产出分析,又是相当典型的小农意识特点。
经济领域的危机跟农业领域的大旱差不多,其实都是人祸,但不妨就当天灾那么看好了,对时艰的定性不妨碍这里对小农意识指导下私营企业主行为的分析。
私营企业主们一旦无钱可赚,就会主动停产,用农业术语说这叫撂荒。时逢经济危机,更是干啥配赔、咋干咋赔,于是他们也就彻底撂挑子关门歇业了,破产拉倒,反正大家都一样。从运行原则到行为模式,私营企业与小农经济如出一辙。
耕地撂荒,这叫资源闲置,工厂停产,这叫产能受限,市场对资源优化配置的神话就此破灭。换句话说,众多小私有者基于自身利益的趋利避害,造成了小农式的经营模式阻碍了生产力的施展。
资本主义气数至此,国际国内两方面都不给资改派出路,比较滑稽的是,中原大旱,仅有的水利设施是胶皮管和塑料盆,唯一的大型灌溉设备是云彩。看来启动农村内需拯救病态产业体系的计划又要大打折扣了。黄河没有断流,有水不用是因为浇地赔钱,浇地赔钱在很大程度上则是分地后的不合作造成的。
农业领域,经由土地流转实现规模经营,是显而易见的出路,经济领域,经由破产重组进而优胜劣汰,是人云亦云的说辞。然而,即便实现了规模经营,三农问题也只解决了农业一道,失地农民和凋敝农村不可能在地主的关照之下化祝福为幸福。即便进行了优胜劣汰,最终结果也只听任他适者生存,塌台老板和淘汰工人不可能在新贵的抚慰之下化泪水为薪水。土地私有化的那几千年,中国农村基本格局是这样:少数地主+佃户+长工+阿Q。
无工可做者,虽有用脚投票的自由,却也有欲做奴隶而不得的苦闷。
右派们是幻想着中国人为外国人打工造东西、外国人替中国人种地供粮食的,茅于轼的话可以深入体会。劳力外流的结果是耕地撂荒,耕地撂荒的对策是土地流转,土地流转的趋势是外资渗透,外资渗透的前景是农场经济,农场经济的表现是农业工人,农业工人的工作是给人种地。就这么转个圈,你们就可以在家门口给老外当打工仔了,当然了,你们手里的耕地,将会变成类似黑心老板们所收取的押金一类的东西,基本是有去无回的,这样一来你们要么离开土地彻底自由,要么委身地主沦为奴隶。够耸人听闻,但就是这么个逻辑。大家都是平等的,干嘛非给自己找个老板、把自己给卖了呢?
私有可以让一部分人当老板,但不可能让所有人当老板,当不成老板,要么仰人鼻息,要么忍饥挨饿。知道什么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吗?私有不私有,那是老板的事儿,工人挣到手的劳动报酬永远都是自己的,没人跟你抢。种地挣不着钱,是因为有人需要你们背井离乡跑出来打工。一般情况下,人们自以为理性的、合算的、精明的那些选择,不过是客观政策条件下情势所迫的不得已,被引导的结果而已。
数以亿计的中青年劳动力之外出务工,跟祖先们服徭役没什么本质的区别,只是高明的政策制造了自由意志的假象。
为什么偏偏要往东南沿海跑呢,因为远洋运输便利、盘剥政策宽松的国际卖点,即所谓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。关于这一点,秦晖的说法可以参考一下。
农村政策,要历史地看,资改派的小恩小惠(免税啦、补贴啦,如斯而已)总是给得很是时候,恰到好处地不让老百姓去想如果当年不分地会怎样的问题。
如果能抓住时机、因势利导,把农村和农业重新送上社会主义康庄大道,那就好了。土地流转,决之东则东流,决之西则西流,就看往哪个方向引导,至少是不强制单干了,要防止上述可怕逻辑的展开,就看老百姓怎么理解,怎么给他们的私有化步骤来个偷梁换柱。
现在网络这么发达,好玩的东西一联网就有了,除了收入,城市没那么大吸引力,文化传播的方式使得文化建设不是那么难了,农业起来之后,在当地办企业,深加工,自产自销也行,全国大市场内销也行,出口也行,农业起来,内需也就自然上去了,老外买不起咱东西是一个方面,利用这个时机不再为他们打工造东西才是重点。毛主席的农村建设思想确实有用。
减员增效是右派的说法,危机、失业都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统治的产物,一方面资本家不乐意给最低工资,一方面代理人给不起失业保险,私有制的结果是连工人的生存问题都解决不了,遑论福利。
民社派之鄙陋就在于,幻想经济地位处于被专制地位的人们,有与对其实施专制者同等效力的自由意志,并且对这些人的经济处境不予评论。在私营企业主们将劳动者们推往社会的时候,民社派们的社保基金始终是捉襟见肘的。在私营企业主们以为劳动者们提供劳动机会为筹码,从而将劳动者的最低工资保障拉上谈判桌的时候,民社派们的调和姿态始终是同情迁就的。然而有些东西是客观的,并不随市场供求关系而变动。比如劳动者的饭量,就是刚性的。当然了,如果民社派们的按人发钱能制度化一下、日常化起来、长期化下去,那将是包括左派在内的广大劳动人民所喜闻乐见的。